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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政府责任缺位成为习惯
文 / gjch 2007/3/7 19:52:52 发表| 已被阅读过 837 次| 评论0
   近几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工作倡导的越来越公开化,主流媒体报道的越来越深入化,我们看到闻听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同时,心也揪得越来越紧了。
   矿难频频发,让我们怀疑监管制度的存在;婴儿喝劣质奶粉致死,敌敌畏浸泡咸鱼,让我们不再放心入口的食物;教育乱收费,房价虚高不下,医疗改革失败,把二老“逼疯、掏空,以至提前送终”;松花江跨国污染,禽流感肆虐神州,让我们的胆如同在刀尖上跳舞。乞讨人员流浪街头,挨饿受冻无人管,学龄儿童过早挑起生活的重担,没钱上学读书,让我们心寒心痛。所有这些社会暗角的灰色景象,所有这些曾被人们打入冷宫如今又备受关注的焦点,时刻警醒着我们:在看似莺歌燕舞、河清海晏的盛世局面下,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恩惠时,不要忽略了隐藏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不要让我们的双耳在歌功颂德的阿谀声里沉睡,不要让我们的眼睛在粉饰太平的表演中麻木。否则,我们很可能毁灭在自己制造的假象里。
    无论是涉及民生的“教育、房地产、医疗”新世纪三大改革的阶段性失败,还是关系生活质量的“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弱化,无论是关乎生命安全的矿难的频发还是涉及人权尊严的乞讨人员的无助,都从侧面反映出:我们的政府做得还不够,我们的民众做得还不够,整个社会在习惯于政府责任的缺位。
    从教育产业化到暴力官煤,从黑心奶粉到夺命苏丹红,从孙玉刚被殴打致死到佘祥林重见天日,从非典危情到跨国污染,我们一方面为媒体勇于揭露事实,政府敢于承担责任的胆略而感动,另一方面也感到深深地忧虑:反映机制的滞后,执行机制的冗繁,监督机制的失效,让政府的整套运作体系带着一种病态与倦态。在长期政府责任缺位的情况下,我们渐渐习惯了亡羊补牢,做事后诸葛亮,而淡忘了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经济学上讲资源优化配置的主体有两个:市场与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由于公共产品与服务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不可分割性,因而私人与企业一般不愿承担或无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以只有代表民众群体利益的政府才愿意和有能力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政府责任重大,它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公民的实际利益。于是政府如何利用纳税人的钱按时保质保量地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便显得尤为关键。政府作为国家机关的权力执行机构,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宏观政策运作状况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政府责任,不可缺位。
    那么政府责任如此重要,造成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有哪些?我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机制本身问题。我国向来信奉的是“大政府”模式。从中央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四级,各级政府又机构纷繁芜杂,尾大不掉,人浮于事,一个人能办的事掰成四个人去做,两天能成的事拖到五天才完。处理问题时,又层层上传,互相扯皮,执行缓慢,反应滞后。监督机制长久失效,暗箱操作,秘密交易,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致使集体讨论成了领导的“一言堂”,民主决策成了某人的“一板拍”,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长久以往,领导们权力过度膨胀,官欲激增,真抓实干劲少了,调查研究的风淡了。相反,造假吹牛的心有了,欺上瞒下的胆大了。如此政府,谈何责任。同时,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广泛介入,以及政府决策的宏观失误,致使资源浪费,资金流失,环境破坏,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诸如,现在某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扩大税源,提高政绩,盲目地引进污染性严重的企业入住本地,并且不计成本地做出政策允诺与保护,甚至是“免检牌”的“红头保护文件”,干预环保部门的执法,给当地造成环境破坏与污染。到回过头治理这些危及生命的破坏与污染时,则要付出当初引资回报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代价,还不一定完全有效。这种决策失误导致如此严重的恶果,而这种失误往往来自低效的运行机制。缺乏民主的决策机制,失去监督的执行机制,脱离实际的反映机制,充当傀儡的监察机制,众多接近瘫痪或越俎代庖的机制拼插在一块,能使政府责任不缺位,那才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健康高效的运行机制是政府机构正常工作的心脏。
    二、用人问题。纵观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治世。不惟有圣明的大老板——皇帝,和一套健全高效的运作机制,还有身在朝堂上书言事的贤臣干吏们。诸如贞观之治,贞观一朝可谓人才济济,各尽其能。有名的“房谋杜断”——房玄龄和杜如晦,能照人得失的“人镜”——魏征,通达文字,博学多才的岑文本、马周,南征北讨、战无不胜的将军——李靖、侯君集、李蹟,可担大用,治国干才——长孙无忌等等。高效运作的三省六部制,公开公平的择才机制——科举制,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干才能吏。重大事件朝议,民主讨论,集中决策机制,再加上唐太宗本身的英明神武,百姓的人心思治,使大唐在短短三十几年时间,便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治世——“贞观之治”,也为稍后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朝选拔官吏,注重才德两方面,有才无德易成贪吏、恶吏,危害一方百姓;有德无才即是庸吏,丧失发展时机。二者皆不可取。而不靠门第背景而通过科举取士,既考察官员的文化水平,如书经、诗歌一类,又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水平,如策论、审案等。按正常程序,只有才德兼备的士子才能脱颖而出,担当重任,所以唐太宗在评价科举制时,满心喜悦,赞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的确,科举制为大唐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这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支柱。
    古之如此,今之犹然,尤其是地方官的择取。俗话说:“用对一个人,救活一方百姓”,看看那些率先在国内富裕起来的城市、乡镇,无一不是一位优秀的船长带着一个优秀的团队,他们身上时刻充溢着创业的精神与气质,同时闪烁着理性的态度与激情,志凌云,胸放海,眼收天下,气吞宇宙,永远保持着一份年轻阳光的心态。于是他们所领导、热爱的土地也刻磺酸钠过了这个团队的精神气质乃至脾性,成为这片土地历史、文化直至生命的一部分,代代传承,生生不息。这即是这片土地的魂所在。有了魂的土地,莫说发展,就是搏斗,也有必胜的把握。可见,用对一个人,用准一个团队,将会对一方水土的发展带来如何重大的影响。相反,导致政府责任缺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部分人尸位素餐,得过且过,一部分机构运行不畅,成本过高,甚至出现“集团腐败”,成为危害一方的蠹虫。正确合理用人,使各尽其能,是政府正常工作的血脉。
    三、监督工作不当。一般监督工作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机构的自我监督和相关机构的监督,一部分是媒体的监督,一部分是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以前,在中国人眼里,监督工作似乎是可有可无的。自从李金华审计长在中央掀起审计风暴后,无论是国家的重视度还是公众的关注度,都大幅提高,监督工作也成为政府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矿难”频发,伤亡人数居高不下,黑心奶粉让我们在也听不见婴儿清脆的啼哭,夺命苏丹红让“食品安全”四字深深刻在中国老百姓心里。在一场场人为制造的劫难面前,我们不再乐观。危情让羸弱的心理一度陷入恐慌,泪水让冷漠的眼神重新绽放光彩。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无数的生命期待我们站出来审视单薄的机制,一场强化突发性风暴的常规性机制建设悄悄展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像黎明的曙光,带来蓬勃的希望;严厉的高官问责机制如一场印度洋海啸,给各级官员的执政思维以震慑。从中央掀起的反腐浪潮,一批中央、省部级高官纷纷落马,让贪官们胆寒,给老百姓以信心;主流媒体纷纷将目光放到尘封已久的社会暗角和改革的前沿阵地。关注弱势,关心民生,让那些曾经寂寞的魂灵不再孤单。
    从伊拉克战争到营救被劫持人质,从火灾矿难到台风海啸,从关注艾滋病到奔走在非典前线,从扶贫帮弱到“感动中国”,到处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可爱的笑容,疲惫的睡眼。深入成就深度,正是他们在死亡线上的奔波,危情时刻的勇敢,高压带上的执着,才让公众能够了解实情,还原历史。正是坚守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他们才没有弱势成隔靴搔痒的“笑面虎”,软化成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无聊成探秘索隐的“狗仔队”,敷衍成歌功颂德的“扩音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负责任的媒体是监督政府工作的排头兵。
    然而,仅仅有了媒体的监督,仍不能避免政府责任的缺位现象出现,还需要公众广泛的参与和监督。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只有公众自身才会更了解自己的需要。只有公众广泛参与进政府决策和监督执行的过程中,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责任的缺位。欲使公众更广泛地为政府出谋划策,必须做好两块工作。一是为公众提供一个可以参政议政、言论自由的平台,即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通过这个平台,政府可以直接获悉公众的需要,通过汇总整理,找出共性问题和亟待解决的困难,划分等级,逐一处理。这就等于做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民生大调研,效果将会十分显著。二是建立相关的及时处理机制和应急机制,如成立类似于信访接待日的“公民大讲堂”,请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现场答疑,马上处理。无法即刻解决的,保证在一定期限内答复。成立常设“公民政府零距离”处理委员会,指派有责任心、能力强,善沟通的干才主持日常工作。开通“公民热线”等网络、电话、短信此类的交流渠道,便于公民随时反映问题,政府及时解决问题。同时,公民自身也要加强法制学习和责任心培育,提高素质,为政府工作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公民广泛参与和监督政府工作进程是促使政府工作正常进行的润滑剂。
    四、民主法制思想淡薄,执政理念落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使中国长期走在世界前面,成为人类文明的领跑者。但同时也积存了深深的隐患,虽然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与冲击,但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思想中始终却了一根民主与法制的弦,民主法制习惯尚无形成,封建思想在某部分地区和某部分人心里还相当严重。官道犬儒主义和民间犬儒主义逼迫思想推入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狭区,搁浅了开放的视野,让民主法制的曙光在黑暗的永夜中逐渐暗淡下去,文明理性的声音被原始兽性的利欲一点点掩盖,甚至被压得直不起腰,最终暴露为赤裸裸地剥夺与摧残,走上极权主义道路。我们的民主与文明的愿景就这样一点点被各种功利思想、实用主义残蚀着,直至被完全吞噬。犬儒主义像一股强劲的寒流,不断南下,在人们思想的领域里攻城掠地,四海征伐,欺骗真诚跌入陷阱,引诱善良不辨是非,逼迫正直退进死角,使原始的利欲像乌云般遮住人性的天空。生命中最美丽的情结不再闪光,逐渐暗淡,失去本真的颜色。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色,是人类文明追求的共同理想与终极目标,也是维系历史不断前行的原动力。正如古希腊的一位哲人说:“无自由吾宁死。”是的,民主最基本的因子就是自由。民主首先以尊重公众自由的言论与独立的思想为前提,倡导各种观点百家争鸣,推崇个人价值的核心体现。而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强调的是中庸思想,藏而不漏,内敛外庄,和谐一致,像生产同一产品的标准车间。个性服从规则,个人自由让步于公共意愿。因此,在打着“民主旗帜”的中国,官僚统治叫做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名义下奴役,弄权操纵被美化为群众参政,压制文化被炒作成百花齐放,职责被吹嘘成崇高,独立精神被奚落为另类无聊。总之,一切的核心都在围绕着“权力规定真理”的主题做文章,所有与其冲突的思想观点都会被委以各种借口绑架,乃至铲除。
    当我们祈望共产主义的宏伟愿景时,当我们以老祖宗的智慧悟出“和谐发展”的道理时,当关注贫困,关怀弱势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之一时,当整个社会用感恩的眼神望着农民,望着西部时,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努力着。政府改革的步伐也一点点加快着,打造“亲民政府”也成了本届政府的最大亮点。当温总理下到千米以下的矿井慰问矿工兄弟们时,当胡主席承诺“政策不好,我们就改”时,当陕西农民带着自己丰收的苹果上中南海看望总理时,当人代会上出现更多为老百姓说话,更多不同的声音时,我们明白: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更是如此,因为她经历了太长时间的思想束缚,经历了太多次“假民主,真专制”的骗局,目睹了太多的以民主为幌子的阴谋。我们更需要的是思考探索,未雨绸缪,而不是塞翁失马后的“焉知非福”,不合时宜的拔苗助长,更不是功亏一篑的全面颠覆。中国再也承受不起太多无谓的灾难,中华民族再也不能由于某些激进分子的狂热丧失理智,中国老百姓需要的是和平稳定与幸福安康,而不是刀尖上炮火中的民主。
    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严峻的现实。腐败行为愈演愈烈,无孔不入;权力寻租像流感病毒,来势汹汹;弱势群体亟待救助,嗷嗷待哺;政府改革举步维艰,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国际反华势力频频滋事,为虎作伥。我们的改革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民主法制进程任重道远。
    诚然,鹦鹉学舍,唱赞歌令人愉悦,猫头鹰的叫声令夜行者胆慑。然而,赞歌好听,易使人昏昏然,忘乎所以;鸮声虽恶,但令人警醒,不入迷途。就让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都做一只叫声虽恶但警人的夜鸮,时时鸣唱,使责任缺位永远不会成为政府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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