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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说司马迁和《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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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mh970307
2009/4/21 7:41:04 发表| 已被阅读过 378 次| 评论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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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司马迁和《史记》
一、不能不说的话
打着学术和复兴国学的口号媚俗，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戏说、推测、翻案乃至胡说，被名利污染了的“精英”们把一个个学术讲坛搞得铜臭熏天、乌烟瘴气。把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拿来说事，争论他们的家乡，赚取某些借弘扬文化传统之名行“忽悠”大众之实的“昏官”的银两。有银子可拿，你不去，别人自然会去，大家也顾不得太多，闹嚷嚷，营造出一派学术繁荣的虚假景象。
一时间，七仙女、孙悟空等人物家乡之争，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之争，为商纣、秦始皇列为暴君鸣不平，为秦桧、吴三桂、李鸿章、慈禧翻案，为陈世美翻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金钱铺地，以致于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走得太远，忘了出发的目的。
近来，更有诸多“学术明星”把目光盯在了司马迁和《史记》上，以司马迁受腐刑后，可能用商纣和秦始皇来映射汉武帝为由，臆测司马迁的写作心态和所述史实的真实性，以此来媚俗和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他们的新解说不仅与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相悖，也有悖于司马迁借其父之口所说的知识分子 “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的人生目标。今不揣孤陋，为之正说。
二、司马迁其人
西汉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逐步趋向巩固的重要时期，在这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的时代，为民族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最为重大贡献的人，是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武帝末年（约前86年）。司马迁的故乡在左冯翊夏阳县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其始祖是传说中的颛顼时代的重黎氏。在传说中，重黎氏为“星历之官”。司马迁的祖先是司马错，“错孙靳…靳孙昌…昌生无泽…无泽生喜，喜生谈，谈生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引《史记》，只著篇名。）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是一位博学的历史学家。在这样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司马迁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年十岁则诵古文”（《自序》），十五岁左右在长安听董仲舒讲《春秋》，二十岁时外出游历，二十五岁左右入仕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公元前111年受命去西南宣慰边疆内附少数民族政权。此时，司马迁已经熟读文献典籍，又游历了中国的东南、西北、中原和西南诸地，还取得了在宫中供职的实践体会。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因没随汉武帝去泰山封禅忧愤而死之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立志完成父亲私修通史的遗愿。
经过五年的准备，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那时他已四十二岁。司马迁平静的著述生活只过了五个年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就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
“李陵事件”对于司马迁的著述和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来，司马迁是抱着对汉武帝的“拳拳忠心”（《报任安书》）而发表对“李陵事件”的看法的，却被汉武帝定为“为陵游说”的“诬罔”罪名下诏处死。按当时的法律，死罪也可以用钱赎免，但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只得去受腐刑，以此免除死罪。司马迁受腐刑后，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匆匆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同上）此时的司马迁仿佛从梦中惊醒，开始对封建制度和汉武帝本人以及世态人生有了新的看法。他虽遭肉体上的摧残，却由此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决心通过私修《史记》表达自己的信念，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太史公自序》）。他想到：“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他痛定思痛，以这些人的精神鼓励自己，发愤著述《史记》，终于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的写作。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代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大约从隋代开始称为《史记》。《史记》是一部谨严而博大的历史巨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序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清赵翼《廿二十札记》）全书共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一部组织相当严密，内容极其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三、史家之绝唱
在《史记》中，司马迁研究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联系，考察古往今来的事实真相，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历史当做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史记》以前的史书，往往只是记述少数贵族的活动，孔子修订过的《春秋》就是如此。在孔子看来，不仅社会上的下层人物不能入史，就是贵族中的中下层人物也没有入史的必要。因此，在孔子的笔下，历史就变成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事了。这样的历史，显然不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司马迁写《史记》，不仅记述帝王将相的活动，也写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不仅注意政治情况，也注意经济文化，扩大了历史的范畴。通过对过去事实的客观叙述，体现史学家的客观认识，第一次将历史变成了充满理性倾向的科学实践活动。
通过《本纪》叙帝王，《世家》记侯国，《十表》记时事，《八书》详制度，然后以《纪》和《传》为纬线，把全书的各部分组合起来。这样，每一个朝代的历史全貌便跃然纸上，给人以完整的印象。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纪传体的史学方法，使西汉以前的古史得到了全面的叙述。这种纪传体的撰史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传，学者不能舍其书”。（《南宋郑樵<通志>》）
在《史记》中，司马迁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信史，“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与当今的一些所谓专家学者的治学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对包括汉武帝在内的帝王的专制残暴多有抨击，对敢于抗争强暴的历史人物多有歌颂和同情。他一改前代史家的蔑视人民起义，把起义军称为“贼”的统治阶级历史观，列“伐无道，诛暴秦”的首义人物陈胜入《世家》；将与刘邦争天下失败的悲情英雄项羽列入《本纪》；详细描绘了荆轲刺秦王等小人物抗暴的壮举；他最为同情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的古代知识分子，写孔子以为“高山仰止”，写屈原时“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但他不喜欢为虎作伥，卖身投靠的文人如李斯，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寻找安乐窝的老鼠，最后会被别人消灭掉。司马迁写《史记》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他不仅广泛搜集时存文献，还亲自到各地作实际调查，例如他为了写《孔子世家》，曾经“适鲁观仲尼之堂”；为了写《淮阴侯列传》，曾到韩信的故乡，访问淮阴父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叙述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让读者去判断是非，“于叙事中寓论断”，绝不像现在有些所谓的专家一样，仅凭臆测就信口开河，致使谬种流传。在《史记》这部巨著中，司马迁既为各方面、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还对天文、历法、礼乐、经济、政治、地理、少数民族等辟专章论述。他知识渊博，掌握史料极为丰富，班固说他“涉猎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间”；刘知几也说“语其通博，真作者之渊海也”。
司马迁对历史的思考和认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变化发展犹如大江的波涛，一浪一浪地向前推进，“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平准书》）他主张“观之上古，验之当世”，（《秦始皇本纪》），力求从历史的客观事实中，探寻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即包含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同上）。所谓“前事之不忘”，不等于把上古的事，原封不动地搬来，还要“验之当世”，即以现实的情况和需要作为出发点来吸取上古的历史经验，这样才能“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成为“后事之师”。所以他的“前事之不忘”绝非是复古，而是根据当世的需要来取舍上古的。司马迁这一观点，是察觉到古今不同，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后人是胜于前人的，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由此，又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司马迁“详今略古”和“法后王”的主张的进步性。《史记》特别注重对当代历史的研究，比如，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司马迁对汉代以前的经济，只是做了概括的叙述（见《货殖列传》），而对于汉代经济的论述则比较详细（见《平准书》）。这可能是因为古代的材料较少，当世的材料较多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与他“详今略古”的历史观点有关。在这当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法后王”的口号，他认为“后王”（即近代之王）离当世较近，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当今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而更值得借鉴和效法（见《六国年表》）。
《史记》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推动社会发展的变革也是重视和肯定的。比如，司马迁虽然批评吴起、商鞅的刻薄，但对他们在楚、秦的变法是肯定的。他说，吴起“相楚，明审法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又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列传》）司马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吴起商鞅的变法，因而对他们变法的成效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同样，对于秦始皇的统一天下，司马迁也是肯定的，认为是“成功大”，并未因秦始皇“取天下多暴”而否定这一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时代潮流。
司马迁考察历史变化发展的重要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所谓“原始察终”就是要去考察事情的开始和终结；“见盛观衰”就是要从盛世中看出衰败的征兆，也可以说是以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事物的转折。这八个字总起来说，就是要以变化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从头至尾的全部过程。《史记》的十表就集中表达了这个观点，《十二诸侯年表》记述了“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五霸盛衰”的历史；《六国年表》记述了“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的历史；《秦楚之际月表》记述了“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战，八年之间天下三嬗”的历史；《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表明了汉兴以来“诸侯废主分削”的历史。总之，司马迁每写一表，都写出了那段历史的变化和特点，把这十表总起来看，直观地反映了从传说时代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变化。
当然，司马迁的《史记》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例如，说秦始皇统一是“天所助焉”，刘邦的成功是“受命而帝”；还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等等，这些都贯穿着历史唯心论和英雄史观，但这都不能淹没《史记》作为一部伟大历史学巨著的光辉。
四、无韵之《离骚》
《史记》不仅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全书文辞优美，善叙事理，善描人物，脉络清晰，跌宕有致。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结构形式和谋篇布局，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之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多以记述历史事件为主，结构形式和谋篇布局多以时间为中心，所以涉及的人物往往都是作为历史事件的附庸出现的，片片断断，不够集中，使人物形象变得支离破碎，虽然在某些文学性较强的篇章里也有较为生动的人物描写，但总起来讲，人物形象是分散的，不完整的，给人的印象多是见事不见人，事件淹没了人物。《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的先例，则一改旧制，把以记叙事件为中心转变为以人物为中心，从而避开了编年体的种种局限，腾出更多的笔墨刻画人物。进而通过一个个历史人物的事迹，生动形象地反映一个个历史事件，反映历史的整体面貌。从而提供了一种能够集中地刻画人物，完整地塑造人物，全面地揭示人物命运的艺术形式，对后世小说和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但生动再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而且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司马迁以如椽巨笔剖开那一座座千年古坟使那里面的人物站起来、活起来。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项羽、张良、韩信、廉颇、蔺相如等历史英雄；聂政、荆轲、剧孟、郭解等武侠义士无不在各具特色的历史环境中叱咤风云，给人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比如，描述石庆谨慎的奴才形象，“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石奋、卫绾、直不疑、周文、张叔列传》）使石庆的猥琐形象如在眼前。
《史记》的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感情充沛、气势逼人，极富表现力和概括力，往往寥寥数语，甚至几个字就能生动地写出人物的个性、情态乃至人物活动的环境、气氛，言情状物，如在眼前。如《刺客列传》之写“易水送别”，“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荆轲刺秦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王环柱而走”，把当时的情景描述得扣人心弦，淋漓尽致。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之叙蔺相如怒斥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斥之，左右皆靡”。尤其是《项羽本纪》，一篇之中就为中华语言宝库留下了“破釜沉舟”、“作壁上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沐猴而冠”、“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等大量成语。再如《齐太公世家》中，“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一个“奸”字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吕尚的动机和心态；再如《外戚世家》中描述窦后与其弟相见后，“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一个“助”字就把这种虚假的谄媚刻画得入骨三分，其用字的准确凝练，由此可见一斑。
《史记》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人物语言极具个性。如《汉高祖本纪》中写刘邦入咸阳观秦皇帝时发出“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而《项羽本纪》中写项羽见到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短短两句话，就把刘邦和项羽的志向、胸怀、性格跃然纸上；再如《李斯列传》中，李斯在观厕中鼠与仓中鼠之后所言，“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把一个无状文人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陈涉世家》中描述陈胜为王后，其旧日一起佣耕者前去觐见并参观王宫后说：“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把口语直接引入文中，既符合人物的身份，又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张苍、周昌列传》中，“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把一个急怒相加又口吃的诤臣形象描绘得形神兼备。
《史记》还善于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成明白如话的书面语言，善于在叙事中引用民谣俗语，因而千载之下，仍觉明白晓畅。如《淮南衡山列传》所引之“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魏齐武安列传》所引之“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李将军列传》所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力者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从口语中提炼而出，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
总而言之，《史记》一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以说，《史记》代表着那一时代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代表着那一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正因为“西洋中世纪的初期还没有这样的人物”，（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所以以司马迁和《史记》为代表的历史学研究表明，汉代中国不但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居于那个时代的世界前列，在文化上，也居于那个时代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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